“大数据”挖掘“小信用” “小企业”做成“大事业”

近年来，中国的富人和成功者纷纷移民海外，这种趋势值得警惕，因为它凸显出社会中的不满情绪。

对于社会性政策负担部分，应由政府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将企业冗员、职工养老、医疗等负担从企业中分离出 来。拔改贷并不增加国有企业的资金成本。

作为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贷款的成本负担比股本融资的成本负担低，而且，在我国，尤其是在近几年国有银 行的商业化改革之前，国有企业向银行的投资贷款相当程度上具有政策性质，国有企业贷款到期还息付本的时间约 束压力也不硬。最后，还有少数一些企业，其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很高，为国 防安全所需要，既不适合转产也不适合外资参股，这类型企业不管国有或是民营，其生存只能靠国家的支持，债转 股可以使银行解套，将支持这类型企业的责任归还给财政，但债转股并不能提高这类型企业的盈利和自生能力。二、债转股的作用何在？ 国内许多学者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把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作为国有企业竞争和盈利能力低的主要原因。如此，资产 管理公司持有的由债务转来的企业股份，可获得应有的资金回报，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继续持有这些股份，也可以向 海内外投资机构出售。因此，说国家没有提供给国有企业股本投资，企业要对其子静止复银行利息，造成国有企业竞争、 盈利能力低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

企业为融入资本必须给投资者提供一定回报率，回报率的高低，基本上反映了融资单位成本的高低。一、债权和股权的比较：债转股的政策定位债转股在国有企业改革全局中到底能起何作用，须从比较债务融资 和股份融资的特征入手。现在这两大原则是各级政府都要权力，结果不承担责任，这就是地方债务风险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转移支付制度是各国处理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基本制度，由此中央政府可以在财政上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这就是地方债务风险产生的逻辑。财权是各级政府依法所享有的负责筹集和支配收入的财政权力，主要包括收税权、收费权和发债权。然而，由于政府有多级，在实然层面上事权与事责常常是分离的，也就是事权与支出责任是分离的，这是各国普遍的现象，只不过中国尤为突出而已。

正像请客一样，事权一定要、也一定会与事责相对应，只不过其主体可以不同，时间可以延后。例如，在合理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是深化分税制改革中制度设计和全程优化的始发基础环节，要使事权明晰合理落实到各级财政支出责任的明细单的表述中，他不明白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关系。

朱镕基在1993年9月25日说，邓小平同志有一个思想就是共同富裕，说实话，这是实行分税制的最主要理由。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让我们看到了关于这一原则的完整表述：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这是从应然上讲的（这可能是财税界常常将事权和支出责任混为一谈的原因）。

柯华庆认为，现在的分税制原则不能解决地方债务风险，解决地方债务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通俗说就是谁请客，谁买单。这两个原则都忽视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但现在两个原则（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和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实际上是把权力与权力相匹配，这就有问题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教授甘行琼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定论（因为是国内最权威的财税专家贾康所长的观点，所以就没有讨论的空间了），没有必要争论。

在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中， 下级党政官员的任命主要是由上级决定的。9月25日邓智华博士发邮件要求我对莫干山会议综述中关于我的观点进行审阅，说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要这个材料，曹文炼主任很重视。

当我们去饭店吃饭时要知道两个事情：谁请客？谁买单？此时我们有必要严格区分决定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和出钱的主体。一个人到饭店吃饭，自然由自己买单。

贾康的观点是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解决不了贫困地区买单问题，同时他认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内涵相同。上级政府请客，下级政府买单。财权与财责必须相统一，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否则财权就沦为政府官员贪污腐化的权力，与抢劫无异。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责要求各级政府应该出钱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地方债务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即事责与事权相匹配原则），每级政府做事必须自己付钱，没有钱就不要做事，这样就会促进地方政府理性做事和花钱，即使负债也会考虑偿还能力。

如果坚持贾康的说法我们在财政术语里支出责任跟事权基本说的是一回事，那么我们要问的是，财政术语由谁来确定？能不能违背基本常识？。追求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不是公共服务均等化。

11月12日三中全会公报正式提出财税体制改革应该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上级政府常常拥有事权， 而将支出责任下移， 即上级决定下级该做什么， 下级负责执行和出钱，尽管下级并不情愿，但也没有办法。

综上所述，进一步加强中央财政集权，清晰划分各级政府事权，增加中央政府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事权，坚持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规范转移支出程序是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由之路。9月9日上午的大会发言中，我代表专题夜话四的代表发言，我重申了必须区分事情与事责，分税制应该确立支出责任与事权相匹配原则，并且系统阐释了怎么借鉴外国制度、实效主义改革哲学和共同自由的目标。

然而在有多主体时，财责可能会由多主体承担。上级要求下级做事付款，但又不给钱。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转移支出时间滞后和转移支出不到位。如果事权和支出责任是同一个东西，那么会议就没有必要特别提出明确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

贾康打断我的话说：我简单回应一下，就谁请客谁买单我们设想一下，比如青海在解决一系列均等化的问题，他怎么买单？你去了解一下西藏的义务教育，他要请这个客怎么买单，我希望要把问题落到现实中间。从一个国家看，财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政权，如果严格采取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或者相统一，那就意味着地方想做事就一定要给予相应的财政权力，地方事情基本上是由地方来做，如果配以相应的财权势必导致地方割据甚至分裂。

事实上，2012年5月16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会议要求，明确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财力保障机制，切实增强各级财政特别是县级财政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贾康的文章尽管也强调以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职能即‘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为始发环节，但他仍然混淆事权与事责、事权与支出责任。

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而是有差别的富裕。我与贾康就此问题激烈辩论，此时曾经在分税制改革时期任财政部财税体制改革司司长的刘克崮先生婉转地支持了一下我。

历史的看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提出的事权与财权相统一是一个阶段性的错误，当然这个错误的产生有它历史的原因，当时的理论界对此认识得不是很清楚情有可原，但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各方面的理论研究都提高了很多，如果在财税问题上，我们的深度还停留在这个水平就说不过去了。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原则是谁请客，谁必须有钱，也不一定买单。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就是谁请客谁必须有钱，但也不一定买单即将组成小家庭，或者已经组成小家庭的年轻人，将来怎么生活？经济条件直接决定着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了能不能买得起房子，能不能安自己的小家。

政府也承认税制不合理，开始向综合税制推进。经济因素影响中国家庭的现代化转型 我对税收更熟悉一些，但是税收与家庭的关系这又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今天的讲座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挑战，大家一起共同探讨。

现在说让妇女回到灶台是轻视妇女，其实想回也回不去，现代社会似乎更注重情感的结合。中国增值税率17%，减到13%行不行？这一届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推出新税的同时，怎么来减老税。

我在这个社区买房，墙体之内是我的房子，之外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都是通过我交的税建立和改善的，社区之内的道路、座椅、消防设施，门口的公交站，甚至社区旁边遛狗拴狗的设施，还有社区居民消防培训等。中国家庭流动性很强，造成征税的困难，但是因此就说不能实行家庭征税，没有那么严重。